僰人的南迁想象
僰道的设置当然是因僰人聚居的缘故，但汉代以后这里的僰人似乎“不见”了，据说是南迁了。此说最基本的史料是从《华阳国志·僰道县》所载而来的：高后六年(前182)筑僰道城，如前引，当地“本有僰人”，“汉民多，渐斥徙之”，论者多据此而判言僰人南迁了，迁到金沙江以南和滇东北或者更远地区去了。筑城是修筑僰道县城，“斥徙”是聚居于“马湖江会”的僰人，从今宜宾城一带分散到山区，没有证据是“斥徙”到朱提郡甚至遥远的滇西去了。如果说给当地僰人带来冲击，也是在后来以此为起点，打通了南下的交通线一带。然而泸叙地区山多林深，何可斥其远走他乡？直到宋代，当地仍然有大量僰人存在。南迁论者最常用到的“旁证”材料是《太平御览》引《永昌郡传》的记载：“朱提郡在犍为南千八百里，治朱提县。川中纵广五六十里，有大泉池水，僰名千顷池；又有龙池，以灌溉种稻。与僰道接。”(14)说得很清楚，与犍为郡相邻的朱提郡本在僰道之南。朱提西汉置县，东汉时为犍为属国，建安十九年(214)刘备改为朱提郡，治今云南昭通。这里一大片区域的居民主要就是被称为“僰”的民族，如何看得出这条史料中的“迁徙”来？滇国的居民或被称为“滇僰”，西汉时益州郡(治今云南晋宁东)有胜休县，王莽曾改称为“胜僰县”，县在今滇池以南、抚仙湖以西玉溪一带，可见滇国居民以“僰族”为主体。(15)实际上就是，在西汉，从僰道直到胜休县，僰族夷落相望，本来就是连成一体的，并没有大规模迁徙之事。秦汉时就有“僰道”之僰，又有“滇僰”之僰，“篇筰”之僰，等等，把不同或相近时间、不同地点甚至不同内涵的“僰”连接起来作为迁徙的证据，不过是一种“迁徙想象”。
僰道之僰人后来迁居滇西成为近世的白族是比较“主流”的说法，但是所提供的证据却似是而非，并无可靠的材料。南北朝时期，今云南之地的主要民族被称为“西爨白蛮”和“东爨乌蛮”，“西爨白蛮也，东爨乌蛮也。石城、昆川、曲轭、晋宁、喻献、安宁至龙和城，谓之西爨；在曲靖州、弥鹿川、升麻川南至步头，谓之东爨”。(16)据此，东爨分布在今滇东和四川西昌，西爨分布在滇中西部地区。迁徙论者认为，此西爨白蛮就是僰道的僰人迁徙过去的，这是断难成立的。将僰道的僰人确定为白族的先民，始作俑者大概是元代李京，他于大德五年(1301)春“奉命宣慰乌蛮”，“乌蛮、六诏、金齿、白夷，二年之间奔走几遍”之后，写了《云南志略》，得出了如下判断：
白人，有姓氏。汉武帝开僰道，通西南夷道，今叙州属县是也。故中庆、威楚、大理、永昌皆僰人，今转为白人矣。唐太和中，蒙氏取邛、戎、巂三州，遂入成都，掠子女工技数万人南归，云南有纂组文绣自此始。白人语：着衣曰衣衣，吃饭曰咽羹茹，樵采曰拆薪，帛曰幂，酒曰尊，鞍占曰悼泥，墙曰砖垣，如此之类甚多，则白人之为僰人明矣。(17)
所言中庆、威楚、大理、永昌，是指今云南中西部地区，大体和西爨白蛮的范围吻和，实际上就是后来白族的分布范围。李京谈到南诏时蒙氏取“邛、戎、巂”三州，入成都掠子女工技南归，邛州指今四川邛崃，戎州指今宜宾古僰道，巂州指今西昌；所引“白人语”，是夹杂汉语方音的所谓“白语”。(18)李京此语，常被作为僰人乃白族先民的证据，如芮逸夫说：“古来的‘僰人’，宋时的‘白艻子’，元明以来的‘白人’，‘阿僰’或‘阿白’，‘白子’，‘白儿子’或‘白人子’，‘僰耳子’或‘僰人子’，都是‘民家子’自称之名的异写，而‘民家’或民家子则为汉人所称之名。”(19)这是一段有代表性的引证，姑不论其中“白艻子”与民族成分无关，(20)白族的称谓较繁，多与“白”“僰”读音相近，元明清人常混写，然而此僰非彼僰，“古来的僰人”如何演化成了滇中西部的白人(“僰人”)，没有提供有价值的证据。白族语言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，接近彝语，白族那马(勒墨)人方位词，所谓“江上截”和“江下截”实际就是“北边”和“南边”，这与彝族、纳西族的表述是一致的。白族“把自己的村寨作为他们视野范围甚至整个世界的中心”，(21)反映了世居“土著”的自我认识。白族也有从外地迁入的传说，多与汉人攀附，未闻有从僰道迁入的说法。《大理段氏续修族谱序》说：“吾段氏僻处西南，素称土著。自宋祖界别华夷，吾远祖以南俘德为蛮夷大长。”(22)鹤庆高氏宗谱记为大理国高相国后裔，祖为“江右衣冠大族，历汉唐以来为显官”，记有父子连名三十代，(23)与彝族习俗相似。白族学者张旭调查了白族的自称和他称，在他称中，有貗薄、勒哺、勒不、娄哺、娄本、老哺、洛奔、农比、娄比直、立波、腊本、腊扒等十几个，读音都极为相近，而“娄”的读音在彝语支中是“虎”的意思。(24)貗薄，即是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(100)和“旄牛徼外白狼王”一起归附汉王朝的一个“蛮夷王”，地处今四川雅安之西的甘孜州地，属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“筰都夷”范围。所以，如果说迁徙，白族先民是从川西地区往南迁徙的。迁徙论者认为僰人演变为白族，从川南迁到滇西，岂不见中间还隔着东爨乌蛮，如此隔空“整体搬迁”的民族演变是难以想象的。有研究者不满于这种“跨越广大时空”的迁徙而形成的“典范历史”，(25)的确值得治民族史者思考。
修城时僰人受到排挤，后世有实例。康熙《叙州府志》载：“府治创建之初，以僰人之遗分居城西北十里，俾其习知礼教。”(26)或许这才是“斥徙”的正解。叙州府是明洪武六年(1373)改叙州路设置的，也只能是将僰人之遗裔分迁至城外不远而已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